原来杨振宁上了初中也补习，不过他补习的竟然是......
杨振宁
鼓励孩子发现、培养自己的兴趣
在很多学校演讲，经常被问到孩子发展的问题。
我通常有一个标准的回答：“一个小孩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发展方向，而且不同的方向在不同的小孩身上可能完全不一样。”
有两个故事值得有聪明小孩的家长和老师注意。第一个故事是讲我自己的。
6岁时，我的父亲杨武之从美国留学回来，到厦门大学任教，把我送到一个近代的小学校读书，小学教授手工、音乐等科目。
在一次手工课上，老师让大家用泥巴捏个小鸡。我把自己的作品拿回家，得意地给父母看，父母夸赞好得不得了，问我“这是不是一根香肠？”
如果没有这方面天分的话，朝这个方向发展是没有希望的。
一个孩子要发生兴趣的东西，通常他是有能力自己找出来的。
不管是父母也好，老师也好，要鼓励孩子发现自己的兴趣，要鼓励他培养自己的兴趣，鼓励他将来发展自己的兴趣。
聪明的孩子不着急
我在初中数学已经非常好，父亲又是数学教授，在初一、初二的时候父亲本就可以就教我学微积分、高等分析等，但他没有这么做。
他要修补我不足的地方，他的想法是：“这个孩子数学本领很好用不着着急，可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所知道的恐怕不够多”。所以特别需要补充我在这方面的知识。
在我初一结束的暑假，父亲找了清华大学历史系高材生丁则良，丁先生在文史方面有很高造诣，他后来是位著名的历史学家——父亲请他每天早晨给我补习《孟子》。于是我就学了一个夏天的《孟子》。
一学期没念完，第二学期又念了半个暑假。两个暑假之后，我可以把《孟子》从头到尾背下来。
我想，这个过程对我人生有决定性的影响，远比我赶快去学一些高等分析、微积分更有用。
两个暑假我把《孟子》从头到尾背熟了。因为丁先生历史知识非常丰富，他给我讲到中国历史上种种事件，使我对中国古时候的历史发生了很大兴趣。
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父亲当时所做的事情是非常正确的。
不幸的是多半聪明小孩的父母都没有我父亲聪明，他们都有个倾向，就是赶快把他送去学习。
第二个故事是我读报纸时看到的一个15岁的孩子被香港浸会大学招收为研究生，一度成为焦点。
后来我问过香港浸会大学的人，说是有这么个学生，每次都是父亲陪着他上课。但这几年再也没有人提到这个孩子了。
少年时的科普，对一生都影响深远
我小学毕业以后，在崇德中学念了4年书，从初一到高一。崇德中学是英国圣公会办的。
那时候的崇德中学大概有300个学生，三分之一的同学是住校的，我是其中之一。
崇德中学不但规模小，设备也很差，幸好还有一个只有一间屋子的小图书馆。
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小图书馆对我有相当大的影响。我常常进去浏览，我劝今天的年轻人也常常做这件事。
那时有一本杂志，叫做《中学生月刊》，开明书店办的，这个杂志办得相当好，每一期我都从头看到尾。
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当时有一位老先生，他从前大概是念数学的，不时写一些简单的关于数学观念的文章，我对这些文章非常感兴趣。
中学数学里有个基本的知识点，叫做排列和组合。关于这个知识点，我第一次吸收就是从他在《中学生月刊》上所写的一篇文章。
我想，科学跟整个社会和人类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科普工作也是越来越重要。
总而言之，从这个杂志对我的影响可以看出，给中学生看科普文章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另外，在那个小图书馆里我还看到了一本《神秘的宇宙》，也是在图书馆看的，原文叫做Mystery Universe，是英国著名天文物理学家亚瑟·艾迪顿写的。
这本书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它用通俗的语言，讲了20世纪头30年物理学的重大革命，包括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等。
作者用通俗的语言把这些革命的精神介绍了一下，我看后感觉震撼而激动，觉得这是值得我努力的一个方向。
这本书里边所讲的东西我当时看了以后不是完全懂，可我对当时正在产生的物理学的观念性的一些革命有了非常深的印象，这与我后来走进物理学领域做一生的研究有密切的关系。
“专”之外，也要扩充自己的偏好
中国教育体制下，整个教育哲学是希望孩子们“专”，“专”有它的好处，可也有它的缺点。它的缺点就是使每个小孩不敢把知识面扩充开。
当时，我在图书馆看的书，也不只是跟数学和物理有关系，我记得我看的另外一本书，是当时非常向往的。
一个叫做斯文·赫定的瑞典人写的一个本书，他20世纪初到了中国新疆探险，穿过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写了《亚洲腹地旅行记》。
看了他的书，我也特别想哪一天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我也是非常好奇，那么大的沙漠，他历史上第一次带领一个队伍从大沙漠的北边库车一直到沙漠的南边⋯⋯差点丧失了生命……
因为这本书，以至于到今天，我对于新疆还是非常有兴趣。
每一个人因为他的天分不同、背景不同、环境不同，或多或少还都有一些偏好。
而我个人认为，每一个年轻人，要想办法发现自己的偏好，能够发现自己的偏好，培养这个偏好，这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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